第一章 · 铁门之后

零

城南女子监狱的死囚区在最深处的角落里，是一条窄窄的走廊，两边各四间监室。走廊尽头的铁门上有个小窗，窗外是围墙，墙外是山。这里比普通监区安静得多，脚步声都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
八间监室里，常年住着三五个、七八个不等的人。她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有着各自惨烈或荒唐的过去，但终点都一样——等着那张盖了红章的核准通知，等着那个清晨被叫醒，等着那根绞索。

这一间是四人间。靠墙三张上下铺，实际只用了四张下铺。水泥地，白色涂料墙，一扇高窗，铁门上有送饭口。墙角一个不锈钢马桶，没有隔板。

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天。她叫沈梦，以前人们叫她“梦姐”。此刻她正侧卧在靠窗的下铺上，一只手撑着脑袋，另一只手在百无聊赖地抠着脚趾甲。她的身材丰腴得有些夸张，即使穿着宽松的蓝色囚服，胸前和臀部的曲线也撑得布料绷紧。她的短发刚过耳，是进来后剪的，以前那头大波浪早就没了。但她的眼神还在，圆滑、精明、带着一种混久了才有的松弛。

她在等人。

今天要送来三个新室友。她听说过她们的事——一个杀人的小太妹，一个运禁药的艺术生，还有一个打死人的农村丫头。沈梦吹了吹指甲屑，翻身坐起来，把被子叠成方块，又把床单抻平。

“欢迎来到死牢。”她自嘲地笑了一下，“梦姐，你这接待工作可是越来越熟练了。”

铁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一 · 小北

十六岁的夏天，宋小北干了件大事。

这件事大到她自己都不敢相信——她用一把美工刀，捅进了同班同学李心怡的肚子。那是六月的一个下午，放学后，学校后门的巷子里。起因很小，小到不值一提：李心怡在朋友圈发了宋小北偷东西的视频。宋小北去找她理论，李心怡说你他妈一个杀人犯的女儿装什么清纯。宋小北就捅了。

一刀。就一刀。但美工刀的刀片很长，划开了李心怡的肠系膜动脉。

人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没了。

宋小北蹲在巷子里的垃圾桶旁边，手上全是血。她没跑，也不哭，就那么蹲着，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烟。警察来的时候，她站起来，手伸出去，乖乖戴上了手铐。

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
后来在看守所里，办案人员问她后悔吗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后悔没把那朋友圈录屏存下来。”办案人员没理解她的意思。她也没解释。

宋小北今年十六岁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两三岁。一米六五的个子，瘦，锁骨突出，及肩的长发是染过的深栗色，已经长出半截黑发。她身上有好几处纹身——左臂内侧是一朵半开的玫瑰，右肩胛骨是一只飞蛾，脚踝上还有一串英文字母，拼出来是“NO FEAR”。都是她自己用针和墨水扎的，不太精致，但有种野蛮的生命力。

她抽烟，喝酒，逃课，打架，什么都干。她爸在她三岁时因故意伤害罪判了无期，她妈改嫁去了外省，她跟着奶奶过。奶奶管不住她，也不想管。她从小就知道，这个世界没人会在乎你，所以你要自己硬。

杀人的时候，她没觉得多害怕。进了看守所，也没觉得多害怕。办案人员告诉她，李心怡家里不接受赔偿，要求死刑。她也无所谓。

“那就死呗。”她说，“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案子走得很快。故意杀人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虽然未成年，但情节恶劣，社会影响大。法院一审判了死刑。她没有上诉。不是因为认罪，是因为懒得。

奶奶来看了她一次。隔着玻璃，奶奶哭了，她没哭。奶奶说，你是不是傻。她说，是，我傻。奶奶说，我找人上诉。她说别折腾了，反正也活够了。

奶奶走后，她在会见室门口站了很久。然后蹲下来，把脸埋进膝盖里。她没有哭出声，但肩膀在抖。旁边的女警没有打扰她。

判决核准下来那天，她正在放风。太阳很好，她眯着眼看天。管教走过来，说：“宋小北，核准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过几天转死牢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。脚上穿着看守所的蓝色拖鞋，脚趾瘦长，趾甲上还有残留的黑色指甲油——进来之前涂的，已经掉了大半。她的脚底有茧，是常年穿运动鞋磨的。

“到时候给我快点。”她说，“别磨蹭。”

管教没接话。

三天后，她被押上了去往城南女子监狱的囚车。

二 · 林念

林念从小就是那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练舞蹈，从五岁开始。压腿、下腰、劈叉，别的孩子在玩泥巴，她在练功房里对着镜子一遍遍地擦地、小跳、大跳。妈妈陪着她，给她买最好的舞鞋，带她参加省里的比赛，拿过金奖。所有人都说，这孩子以后能上北舞。

她确实考上了，省艺校舞蹈系。虽然不是北舞，但在省里也是最好的。进了大学，她的生活依然是练功、排练、演出。她有一头天生的波浪长发，扎成高高的马尾，走路时一晃一晃。一米六八的身高，体重常年维持在九十八斤，腿又长又直，脚背弧线优美，是标准的舞者身材。

她太听话了。听话到别人说什么她都信。

大二那年，一个高年级的学姐来找她。学姐叫周瑶，关系不算太近，但同在舞蹈团，偶尔一起排练。周瑶说，念儿，你帮我带个东西去上海呗，就一个小包裹，到了有人接，给你三千块跑腿费。

林念犹豫了一下。三千块，够她买一双新的足尖鞋了。

“什么东西呀？”

“就是些保健品，朋友要的。”

林念信了。她把那个小包裹塞进自己的舞蹈包里，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。在上海站出站口，她被便衣警察按住了。包裹里是五百克甲基苯丙胺，俗称冰毒。

她当场就哭了。不是害怕，是委屈。她是真的不知道。

但法律不因“不知道”而网开一面。周瑶跑得无影无踪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林念——微信联系是她，实名购票是她，携带毒品是她。数量巨大，远超死刑标准。而且，恰逢全国禁毒严打专项行动。

法院一审判决：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公诉机关抗诉，认为罪行极其严重，应判立即执行。二审维持了死刑立即执行。

林念的世界塌了。

在看守所里，她每天以泪洗面。她给妈妈写信，妈妈没有回。她打电话，妈妈挂断。后来管教告诉她，家里已经和她断绝了关系，说没有这个女儿。她哭得背过气去，管教把她扶到医疗室吸氧。

她开始积极改造，争取立功减刑。她写很多封检举信，把认识周瑶以来所有知道的信息都写了进去。她积极配合管教，参加劳动比谁都卖力，在放风时都捧着法律书看，想找一条能活下去的缝。她把脚绑在床栏上压腿，把监室地面当练功房，一刻不停地训练，似乎只要身体还是舞者的身体，她就还是林念。

但死刑核准还是下来了。

那天她从劳动车间被叫出去，看见管教手里的红头文件，心就凉了。她没有哭。哭的眼泪在之前几个月已经流干了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两只手攥着囚服的衣角，指节发白。

“林念，你要节哀。”管教说。

她没说话。回了监室，她坐在床沿上，低头看自己的脚。她很久没穿舞鞋了，脚趾因为长期穿囚鞋而有些变形，大脚趾有点歪，趾甲灰暗。她试着把脚背绷直，脚弓的弧线还在，但脚趾已经分不开了。

她想起五岁时第一次穿上足尖鞋，踮起来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像一只鸟。现在那只鸟要被折断了。

“林念，转死牢了。收拾东西。”

她站起来，把仅有的几件日用品装进袋子。她没有哭。她想，也许死了就不用再怕了。

三 · 阿草

阿草没有大名。户口本上写的是“赵草”，因为上户口的时候，她爸说就叫草吧，贱名好养活。

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，上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七个孩子，挤在三间土坯房里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饭桌上常年只有咸菜和红薯。阿草从小就知道，她不是被期待的那一个。

她记事起就在干活。喂鸡、砍柴、放牛、拔草。七八岁就开始下地，光着脚踩在泥土里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身上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背心。夏天的太阳毒，她的皮肤晒成了小麦色，油亮油亮的，像刷了一层蜜。她的身体瘦而结实，小腿肌肉线条分明，肩胛骨隆起，像一对未展开的翅膀。

她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。不是不高兴，是没什么值得说的。村里的女孩都是这样长大的，嫁人，生娃，干活，老去。阿草觉得自己也会这样。

可是那年春天，出了事。

村里赵家和陈家为了地界打架。不是两家，是几家人。那块地在两村交界处，争执了好几年。那天陈家带了十几个人来，赵家也喊了人，阿草的父亲和几个叔叔都去了。阿草也跟着去了，不是想打架，是去帮忙助阵。

打起来了。锄头、铁锹、扁担，什么都用上了。阿草被人推倒在地，爬起来时看见她二叔被陈家的一个男人按在地上打。她随手捡起一块石头，砸了过去。砸得很准，正中那个男人的后脑勺。

那个男人倒下去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法医鉴定：颅脑损伤死亡。

警察来了的时候，阿草正在家里喂鸡。她看见警车停在村口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没有跑。她知道跑了也没用，家里没钱，跑不远。

她被戴上手铐的时候，她妈从灶房里冲出来，抱着她的腿哭。阿草没哭，只是说：“妈，鸡喂了。”

她爸在后面站着，抽着旱烟，一句话没说。

后来家里人托了一个在城里打工的远房表哥来打听案子。表哥回来说，正赶上扫黑除恶抓典型，这个案子可能要重判。家里人没什么文化，也托不到更好的关系，只能听天由命。

开庭那天，阿草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，听法官念了一大串她听不太懂的话。最后听到“死刑，立即执行”。她愣了一会儿，问旁边的法警：“这是要枪毙吗？”

法警没回答。

表哥被家里委托来问情况，在法院门口堵住了办案人员。办案人员说，案子事实清楚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且发生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，从严从重。表哥回去转达给了阿草的爹。阿草爹蹲在地上抽了很久的烟，最后说：“跟她说，好好服从，别给政府添麻烦。”

这个消息辗转到了看守所的管教那里，管教转告了阿草。阿草听了，点点头，说：“行。”

她没有哭，没有上诉，没有写信。她知道，上诉要交诉讼费，家里出不起。她也知道，家里七个孩子，少她一个，日子还是一样过。

只是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她会想起夏天傍晚，光脚踩在田埂上的感觉。泥土是温的，草是凉的，脚趾缝里能夹起一根狗尾巴草。她从来不知道那种感觉叫自由。

“赵草，收拾东西，转死牢。”

她站起来，把牙刷和毛巾塞进袋子里。脚上还是那双塑料拖鞋，脚底板的茧子又厚了一层。

四 · 梦姐

沈梦走进死牢四人间的时候，是三天前的傍晚。

她是从普通监区转过来的。城南女子监狱的死囚区不在主楼，要穿过一道铁门，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。沈梦走得很慢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内衣和一支牙膏。她穿着统一的蓝色囚服，囚服很难看，宽大、肥大、没有腰身，但她穿什么都能穿出另一种味道。胸口撑得扣子绷紧，臀部把裤子撑出圆弧，走路的时候微微扭着，像一条在深水里游动的鱼。

她今年二十五岁，但在这里已经待了两年。

两年前，她还是城里最火的夜场“金碧辉煌”的大堂经理。说是经理，其实就是看场子的，管着几十个陪酒的女孩，协调客人纠纷，偶尔帮老板处理点“麻烦事”。她的身材是她最大的资本——一米六五，一百三十斤，该鼓的地方鼓，该翘的地方翘，穿什么都撑得起来。一头大波浪卷发披在肩上，说话时眼波流转，男人看着神魂颠倒，女人看着又恨又羡。

她十五岁就出来混了。家里穷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，进过厂，端过盘子，卖过衣服，最后被人介绍进了夜场。她知道那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，但她太会说话了，太会来事了。客人闹事，她递杯酒，三两句就安抚下来。女孩们吵架，她各说几句好话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老板觉得她好用，一步步提拔她。

她在那个圈子里如鱼得水。赚了不少钱，也攒了不少人脉。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混到三十岁攒够钱，开个小店，找个老实人嫁了。结果赶上了全国扫黑除恶。

那是一次突击检查。夜场被查封，老板被抓，所有员工都被带走问话。沈梦本来不是什么重要角色，但她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月后，一个被抓进来的陪酒女孩为了减刑，供出了沈梦“组织卖淫”的事。沈梦确实替老板安排过女孩的排班，但这些女孩是否卖淫，她从不直接过问。可证据链环环相扣，她的口供被反复提审，最后检方认定她是“骨干成员”。

一审：死刑。

她当场就笑了。不是不怕，是觉得荒诞。她沈梦什么时候混到要死的地步了？她就是个看场子的，又没杀人，又没放火。但法律不跟你讲这些。

她没有上诉。不是认命，是知道上诉也没用。她在看守所里就学会了这个道理——有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但你得认。

转入普通监区后，她很快适应了。她嘴甜，会办事，能帮管教调解犯人之间的纠纷。没过多久，她就成了监室里的“头儿”。不是她争来的，是别人服她。谁受了委屈，找梦姐。谁缺了日用品，找梦姐。谁心情不好，梦姐陪你聊天。管教也觉得她省心，让她当了改造小组长。

她在监狱里活得比外面还通透。她学到了很多——学会了做手工，学会了写毛笔字，学会了在小小的放风场地上晒太阳。她甚至胖了一点，身材更丰满了。

但死刑核准还是来了。

那天她从车间回来，管教叫住她，把文件递给她。她接过去看了一眼，上面的红章很刺眼。她没说话，把文件还回去。

“梦姐……”管教有点不忍。

“没事。”沈梦笑了，“我早就有准备了。”

她是真的看淡了。两年的牢狱生活，已经把她的棱角磨得光滑。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她只是有点遗憾，还没攒够开店的钱。

转入死囚区之前，普通监区的姐妹们给她送行。有人哭了，有人塞给她几包零食，有人把自己仅剩的一双新袜子给了她。沈梦一个个抱过去，说：“别哭，我这是毕业了。”

现在她坐在死囚四人间里，等着新室友。

高窗透进来的光线慢慢移动，从墙面滑到地面，又从地面爬到马桶上。沈梦没有算时间，她知道时间在这里不重要。

她不知道新来的三个人是什么样的。但她知道，不管什么样，都会在这里等同一个终点。而她已经等了两年的经验，也许能帮上她们。

“咔嗒。”

铁门上的送饭口被拉开，管教的眼睛出现在外面。

“沈梦，人到了。”

“来了几个？”

“三个。都到了。”

沈梦站起来，拍了拍囚服上的褶皱，走到门边。

脚步声近了。不止一个人，是三个人的脚步声——有的拖沓，有的急促，有的平稳。

铁门被打开。

三个穿蓝色囚服的年轻女孩站在门口，手里各拎着一个塑料袋子。

一个及肩的栗色长发，瘦，锁骨上露出半朵玫瑰纹身，眼神吊儿郎当，像刚逛完街。她先迈进来，扫了一眼监室，挑了靠门的床坐下，拖鞋一甩，光脚搭在床沿上，脚趾上的黑色指甲油残迹在灯光下闪烁。

第二个是个漂亮的姑娘，波浪长发扎成低马尾，眼睛红肿，鼻尖红红的，显然刚哭过。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才小心翼翼地走进来，把袋子放在最里面的铺位上，然后坐在床沿上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膝盖并拢，脚也并拢，像在练功房里的第一课。

第三个的皮肤是小麦色的，短发，瘦而结实，赤脚穿着塑料拖鞋，走路几乎没声音。她最后一个进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朝沈梦点了点头，然后选了中间的一个铺位，把袋子放在床头，坐下来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。

三个女人，四种命运，在同一个铁门后，第一次碰面。

沈梦把门关上，转过身，靠在铁门上，打量着她们。

“就你们仨啊？”她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说，“还以为今天能凑一桌麻将呢。”

没人笑。那个吊儿郎当的女孩瞥了她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烟——应该是从看守所带过来的，藏得还挺好。她叼在嘴里，没点，就那么叼着。

“禁烟。”沈梦指了指墙上的规定，“不过你想叼就叼，别点就行。”

那女孩把烟换到另一边嘴角，含糊地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先来的？”

“沈梦。”她伸出手，想了想又缩回去了，“算了，不握手了，又不是谈生意。你们叫我梦姐就行。”

“小北。”叼烟的女孩说。

“林念。”漂亮的女孩声音很小，像蚊子。

“……”第三个女孩抬起头，看着沈梦，嘴唇动了动，“阿草。他们都叫我阿草。”

“好。”沈梦拍了一下手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四个就在这屋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听说了什么，但既然进来了，就按这屋的规矩来。”

“还有规矩？”小北把烟从嘴里拿下来，挑了挑眉。

沈梦笑了一下。那笑容里有一种过来人的从容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暖。

“第一，不准偷东西。这屋里没什么可偷的，但万一谁家里寄了吃的，大家分着吃，别藏着掖着。第二，不准欺负人。谁要是受了委屈，跟我说，我管。第三——”她顿了顿，看着林念红肿的眼睛，“不准一个人哭。要哭，大家一起哭。哭完就算了。”

林念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她使劲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

阿草从床底下翻出一包纸巾，抽出一张，递过去。林念接过来，小声道谢。

小北把烟别在耳朵上，靠在墙上，看着这一切，没说话。但她把脚从床沿上放下来了，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像是第一次认真听人说话。

沈梦走回自己的铺位，躺下，把被子拉到胸口。

“行了，先休息吧。明天开始，我带你们熟悉环境。洗澡、吃饭、放风、点名，该怎么过怎么过。死刑归死刑，日子归日子。”

高窗外的天空已经暗下来了。远处山影重重，近处围墙高耸。铁门上的小窗透进走廊里微弱的灯，在地上画出一块长方形的光斑。四个女人躺在各自的铺位上，谁也没有睡着。

阿草在想家里的鸡。林念在想妈妈的背影。小北在想那根没点着的烟。

沈梦在想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

过了很久，小北突然出声了。

“梦姐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死的时候，疼吗？”

安静了很长时间。沈梦的声音从暗处传过来，很轻，但很稳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听说，快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小北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蒙住头。

林念蜷缩在被窝里，咬着被角，眼泪无声地流。阿草睁着眼看着天花板，脚趾在被子里慢慢蜷缩又张开，蜷缩又张开，像在踩一片看不见的田埂。

夜色渐深。铁门外，走廊尽头的钟敲了十一下。

明天，会是这四个人共同的第一个清晨。在这间小小的监室里，时间将以另一种方式流淌——缓慢，沉重，但偶尔也有一丝暖意。

像沈梦说的，死刑归死刑，日子归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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